航班落地海城时，天刚刚破晓。
我没有带走家里任何属于顾廷州的东西。
就连他送的项链、包包，甚至是他陪我买的那些遮光窗帘的收据，我都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了茶几上。
唯一带走的，只有我的证件和工作电脑。
我换了一张新的电话卡。
把旧卡连同过去的四年，一起扔进了机场的垃圾桶里。
两周后，我在海城入职了一家顶级的危机公关公司。
面试我的总监叫贺景深。
一个眼光毒辣、手段凌厉的男人。
“你的履历很干净，但我不养闲人。”
他把我的简历推回桌面，骨节分明的手指敲了敲桌面。
“林初，给我一个录用你的理由。”
我看着他，眼神没有半分躲闪。
“因为我死过一次。”
“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，这世上就没有她处理不了的烂摊子。”
贺景深看着我，眼底闪过一丝极淡的赞赏。
“明天入职。”
而另一边，在距离我一千多公里的京北。
顾廷州正经历着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场失控。
据后来圈子里的朋友转述，那天我离开酒庄后，他根本没当回事。
他笃定我撑不过三天。
笃定我会在某个深夜哭着给他打电话，求他接我回家。
毕竟在过去的四年里，我连下楼买个药都会因为怕黑而给他发信息。
可是三天过去了。
一周过去了。
他的手机始终安静如鸡。
顾廷州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。
他推开家里的大门，迎面扑来的不是饭菜的香味，而是一股死寂的灰尘味。
他看到茶几上摆放整齐的东西。
看到主卧衣柜里空荡荡的衣架。
那一瞬间，他引以为傲的掌控感彻底崩塌了。
他疯了一样地拨打我的电话。
听到的只有冰冷的女声：“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。”
他去我曾经入职的公司找我。
前台告诉他，林小姐两周前就已经提交了辞呈。
他去问所有认识我的朋友，没有人知道我去了哪里。
就像一滴水凭空蒸发。
我走得干干净净，连一条退路都没有给自己留。
半个月后的一个深夜。
我正在公司加班处理一份紧急公关预案。
贺景深递给我一杯热咖啡。
“工作是做不完的，别把命搭进去。”
我接过咖啡，刚想道谢。
桌上的办公电话突然响了。
这是公司的外线电话，通常只有紧急客户才会打。
我按下免提。
电话那头，传来顾廷州沙哑到近乎撕裂的声音。
“林初是不是你？”
我敲击键盘的手指停在半空。
顾廷州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极力压抑着某种崩溃的情绪。
“我找了你大半个月，你连旧朋友的联系方式都删了。”
“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气该消了吧？”
他还在用这种高高在上的语气，试图掩盖自己的慌乱。
“家里那些窗帘我都装回去了，夜灯也买了一模一样的。”
“晚晚也搬出去了。”
“你回来好不好？”